镇雄退耕还林暨赤水河流域生态修复见成效

所以，当国家权力与算法技术相结合时，就必须警惕不受拘束的霸权产生，也必须确保技术的根本目的永远都在人类福祉的增进，而不能任由其蜕变为公权机关支配和压制个人的工具。

前文所述的苏联即为联邦制国家，不存在纵向法律保留。我国《宪法》第78、86、95、124、129、135条构成了组织性法律保留的个别规范基础，法制统一原则中的政治统一维度则构成了组织事项保留的一般规范基础。

但本文仍然使用单一制的传统定义：在单一制下，地方的权力应由中央授予，不存在宪法上的保障。这说明行政权的享有主体从宪法上说是各级人民政府，而一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属于行政权的内部结构，不在整体上承受行政权。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影响下，剥夺基本权利的措施应当采用严格保留的模式。仍然以行政组织为例，与职权相关的规范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规范被称为组织规范，即将行政事务分配给不同行政机关的法律规范。当然，在实践中，市场经济天然的一体性会促使中央立法机关谨慎进行此类授权。

参见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27页。如《刑法》和《税收征管法》明确将刑事责任和税收的设定权限制于狭义法律，而《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均规定只有法律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在行政组织的纵向保留中，相对复杂的问题是组织的职权是否需要中央立法保留。

其一，罪刑法定原则在理论上必然禁止地方性法规规定犯罪与刑罚问题吗？我国《立法法》《刑法》都将犯罪与刑罚的规定权限制于法律，这在实践中表现为由《刑法》作统一规定。[32]由此可见，日本理论界直接将横向法律保留所适用的理由套用于纵向保留，并得出了纵向保留不需要严格贯彻的结论。（三）其他重要制度保留除基本权利和组织事项以外的其他需要中央立法保留的制度，均可被归入有政治统一必要或市场统一必要这两类当中。另外，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纵向法律保留存在严格与不严格两种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在部分领域采用严格的法律保留模式。

我国《宪法》第78、86、95、124、129、135条构成了组织性法律保留的个别规范基础，法制统一原则中的政治统一维度则构成了组织事项保留的一般规范基础。其中，民事基本制度是否必须由中央立法保留尚可进一步讨论。

以行政组织为例，我国的地方政府事实上在大规模地设立派出机关或派出机构，最典型的是开发区管理机构。第四，联邦制下部分不应属于联邦专属的事务在单一制下却必须被纳入法律保留的事项范围，尤其是关于国家机构的事项。 摘要: 传统法律保留理论无法合理解释为何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组织法定、物权法定等原则应在立法权配置的纵向维度适用，法律保留的理论基础应结合央地关系框架加以拓展。在限制权利的措施方面，概括授权是指允许下位法规定该措施，但不指明适用条件或适用的幅度。

但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将税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分配给地方，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提供满足本辖区居民偏好的地方性公共物品。不过，创设权利的规范可以授权其下位规范剥夺该权利，如宪法可以授权由法律来规定基本权利的限制。物权制度的统一有助于维护当事人对物的信赖，减少检索物上负担的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9]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德]何意志校，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2页。

其中，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主要目标，而中央统一领导是实现该目标的保障手段。[22]郑毅：《论宪法上的中央的统一领导》，载《法学家》2021年第2期，第35页。

这些措施的运用意味着对自由、财产等权利的剥夺。而在联邦制下，由于国家权力分散于联邦和各州，作为国家权力载体的国家机构也就不具有统一性，不应属于联邦专属立法权范畴。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我国的立法机关拥有全面而广泛的立法权，不需要通过概念的扩张来增加立法领域。以我国为例，如自然资源的权属制度等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事项需要由法律严格保留。在纵向维度，涉基本权利事项需要法律保留的原因在于它背后的社会主义政治要求。其中，法治国原则主张国家内部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应由法律来调整，因为法律具有一般性、可预见性、可度量性等，可使权力受到较好的控制。在对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作狭义理解的同时，中央立法机关也不对地方立法机关进行概括授权立法。[8]参见苗连营：《税收法定视域中的地方税收立法权》，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163-167页。

这说明日本地方公共团体的行为从属于国会制定的法律，法律保留对地方自治团体组织、运营和条例制定行为的规定权。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而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等即起到了预先试验的作用，为未来全国性立法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经验。

[27]参见谢怀栻：《是统一立法还是地方分散立法》，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第26-27页。相似地，我国《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这就意味着地方人大必须遵守关于其职权安排的法律，其权力仍然从属于中央立法机关。[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该规定在设定犯罪和刑罚方面对地方条例作了概括授权，且并不符合授权明确性原则。这些规定为清晰划定法律保留的范围提供了标准，但它们在被适用时仍然存在诸多争议。[33]另外，尽管通说赞成对地方条例不实施严格的法律保留，但日本学界也提出了地方条例规定法律保留事项时所需要受到的限制。这也就意味着中央立法机关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将部分刑事立法权实质性地授予了地方自治团体。

纵向法律保留理论不仅要解决哪些事务归中央、哪些事务归地方的权力配置内容问题，还要解决这些权力的配置形式问题，即谁来负责央地立法权的分配以及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调整。若将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作狭义理解，那么该原则应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维度，即中央立法机关针对中央行政机关的保留。

换言之，言论、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联邦政府必须保护，但州政府却不必如此。[34]参见前注(31)，芦部信喜书，第324页。

事实上，目前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中也确实含有部分中央事务。从理论上说，违反是解决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之间的冲突问题，而抵触是解决初级规则之间的冲突问题。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由于地方立法本身不具有宪法上的固有权力内容，中央立法权可以实现领域和内容的全面覆盖，也即法律可以选择保留一切事务，且针对保留事务不进行任何授权，如此又可以形成高度集权的立法体制。三、我国纵向法律保留的规范依据纵向法律保留的规范依据包括一般和个别两个层面，它们决定了纵向保留的范围大小。这种微妙的差异会带来制度安排上的不同。[29] See Norman Redlich,John AttanasioJoel K.Goldstein,Understanding Constitutional Law,Lexis Nexis,2005,p.134.[30]如《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不经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自由，或课以其他刑罚。

前文所述的苏联即为联邦制国家，不存在纵向法律保留。出于保护公民的重要利益的需要，基本权利的限制应由立法机关保留。

[33]参见李侑娜：《地方公共团体条例制定权的界限和扩张可能性--以地方分权改革在日本的展开为切入点》，载于宪会主编：《日本法研究》（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80页。所以，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通过地方性法规设立开发区管理机构的做法即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因为这相当于实质上产生了一个类似于一级人民政府的机构。

而与法制统一直接相关的规范是《宪法》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目前我国《宪法》第89条直接将编制审定的权力赋予国务院，采用了最高行政机关保留的模式。